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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內政治文化內涵及關聯問題

     論文欄目:文化政治論文     更新時間:2018/10/25 11:38:58   

    摘要:黨內政治文化是在全面從嚴治黨的總體思路下提出來的更深層次、更具統領性的概念。它是文化與政治文化的外延,是指導并產生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的一切政治活動及全體黨員的一切政治行為的價值取向模式,主要指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思想信仰、價值理念、情感和原則四個方面。它與黨內法規制度、黨內政治生活及黨內政治生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

    關鍵詞:黨內政治文化;內涵;黨內法規制度;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態

    2016年10月27日,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黨內政治文化”這一概念。這是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更深層次、更具統領性的概念。正因“黨內政治文化”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重要性,為此有必要對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及關聯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也是為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作好理論鋪墊。

    一、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分析

    “黨內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歷史背景和理論依據,并不是憑空捏造的。為了更好地進一步理解黨內政治文化,有必要探尋它的提出邏輯,并梳理從文化到政治文化的概念變化趨勢,才能對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作出正確的分析。

    (一)全面從嚴治黨的總體思路及黨內政治文化的提出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提出“四個全面”,其中就包括了全面從嚴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堅持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逐漸形成了一種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的全面從嚴治黨的總體思路,并在此指導下,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在黨內形成了高壓反腐的態勢。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的方法論,前者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始終保持“自律”,后者提供制度上的“他律”。那么,在具體的措施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應該怎么做?該從哪里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1]44那么,如何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了五個方面,其中第一個方面就是要“抓好思想教育這個根本”,并指出:“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1]181從這里可以看出來,黨內政治文化是屬于思想教育范疇的。由此,可以推導出黨內政治文化提出的邏輯:首先,在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的方法論的指導下,堅持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其次,全面從嚴治黨的首要任務就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最后,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就必須抓住黨內政治生活中最本質、最關鍵的問題,那就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黨內政治文化。另外,從宏觀的角度來講,自十八大以來,在黨內政治文化提出之前,黨內發布了一系列的黨內法規,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這一系列的黨內法規的頒布實施,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涵蓋了黨內的方方面面,在制度治黨方面已經卓有成效。相比之下,在思想建黨方面稍顯薄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員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2]這些方面都指出了思想建黨的核心。為了使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我們黨需要提出一個更深層次、更具統領性的概念,于是乎,“黨內政治文化”噴薄而出。“縱深發展”不僅僅是一個層次、空間概念,還要更注重系統性、協調性和整體性。“黨內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恰恰彌補了這一方面的薄弱,其根本目標是加強黨的建設。因此,在堅持把全面從嚴治黨向更深層次推進的關鍵時期,黨內政治文化的提出,正當其時。

    (二)從文化到政治文化

    “黨內政治文化”這一提法本身是存在著邏輯層級關系的,它的上一級應當是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又是文化的外延。也就是說,由“文化”到“政治文化”,再到“黨內政治文化”。總而言之,目前存在的文化的外延都是文化形態化的結果。因此,想要探討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就必須先分析文化與政治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種極為復雜、極為抽象的東西。試圖分析文化概念,困難重重。正如法國文化學家羅威勒(A.LanrenceLowell)所說,“文化的成分無窮不盡,沒有固定形狀、如同空氣一般,因此,我們不能用文字對它進行分析、敘述和界定。我們沒有辦法去尋找它,但它又無處不在”。[3]盡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試圖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對文化的概念進行定義。根據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和克魯柯亨的統計,僅僅在1871~1951年,理論界就有164種關于文化的概念及定義,后來又不斷新增許多提法,導致有的人認為,有文字記錄的關于文化的概念有兩百余種或上千種。[4]正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在使用“文化”這一概念時,各執一詞,外延相差甚遠。因此,最合適地區分文化,應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文化”,又被稱為“大文化”,其涵蓋面十分廣泛,試圖區分人類與一般動物、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本質,試圖描述人類在自然界的統治地位及其獨特的生存方式。[5]關于廣義的文化外延,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兩分說,物質、制度、精神三分說等。最被廣為認可的是以張岱年、方克立為代表的四層次說,他們嘗試從物態、制度、行為及心態四個層面來概括文化的內涵。其中,最核心的是心態文化層,是指由人類社會實踐和意識活動中長期氤氳化育出來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5]4狹義的文化,又被稱作“小文化”,是指人類社會的歷史生活中不斷創造出來的精神活動及其成果,而排除關于物質活動及其成果的部分。“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1956年8月阿爾蒙德在其代表作《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他說:“每一個政治體系皆鑲嵌于某種對政治活動指向的特殊模式之中,我認為可把它叫做政治文化。”[6]“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從提出來就是作為比較政治研究的工具出現的,這一提法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并形成了一大批的學術研究成果。關于“政治文化”的概念,西方學者主要有四種觀點:第一種,以阿爾蒙德和鮑威爾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7]第二種,以伊斯頓為代表的學者從客觀的角度把政治文化看作一系列信念、觀念、規范和價值,他們規定了影響政治輸入和制度運行的思維、情感和行為模式。[8]13第三種,白魯恂認為,政治文化是民眾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不斷積累的取向構成,其中就包括了價值群與情感反應的模式所形成的限制。[9]第四種,以費根和塔克為代表,認為政治文化應是與重復發生的顯明行為方式相關的個人思維模式的集成。[8]15“政治文化”這一概念最早傳入中國,是1987年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一書中把“政治文化”單列一章,詳細介紹了政治文化。他認為,政治文化屬于主觀意識領域,其中包括了社會對政治活動的信仰、態度、價值和情感。[10]還有學者持類似觀點,如,俞可平認為:“如果要對政治文化下一個基本的定義,那么,政治文化就是人們的政治取向模式。”[11]其中包括五個方面的取向,即民眾的政治認知、政治價值、政治信仰、政治態度及政治情感。馬慶鈺認為,政治文化是在人們心理層面上相對穩定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8]3以上是對“文化”到“政治文化”的概念的梳理。從中可以看出來,“文化”有廣義的“大文化”和狹義的“小文化”,而“政治文化”作為“文化”的外延,綜合中西方學者的看法,大部分都認為政治文化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也就是說,從“文化”到“政治文化”的概念的定義上看,其范圍有逐漸變小的趨勢。從理論上來講,“黨內政治文化”應是“政治文化”的外延,那么“黨內政治文化”概念的定義范圍是否也應逐步縮小呢?

    (三)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

    目前,國內學者關于黨內政治文化概念的梳理:第一種認為,黨內政治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第二種認為,黨內政治文化是指黨的各級組織及全體黨員在政治層面的認知和行為。第三種認為,黨內政治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信念、政治情感等精神因素的集合。從國內學者關于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的研究成果中看,關于黨內政治文化的定義范圍,雖有廣義與狹義、認知和行為之別,但大部分學者依然認為黨內政治文化是精神因素的集合。再結合“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筆者認為,黨內政治文化是指導并產生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的一切政治活動及全體黨員的一切政治行為的取向模式,主要指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思想信仰、價值理念、情感和原則四個方面。思想信仰方面,主要包括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價值理念方面,主要包括了集體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理念、黨內民主意識、規則意識、實踐意識等;情感方面,主要包括了政黨忠誠觀、集體榮譽感、政黨歸屬感等;原則方面,主要包括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四個服從原則。當然,本文描述的黨內政治文化是就正面而言的,與之相悖的,諸如關系學、厚黑學、“潛規則”、官場術等少部分庸俗腐朽的黨內政治文化,則不包含在本文所稱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之中。之所以如此定義黨內政治文化,筆者的理由有以下幾點:首先,此定義認為黨內政治文化主要指精神成果的總和,順應了關于文化到政治文化定義范圍的一個趨勢。另外,把黨內政治制度與政治行為排除在定義之外,是因為黨內政治制度是政黨學的研究范疇,政治行為是組織行為學的研究范疇,如果把這兩者納入到黨內政治文化的范疇之內,就顯得過于臃腫、無所不包,顯然不太適宜。當然,這里有必要說明,要弄清楚黨內政治文化的本質,必然離不開黨內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前者處于一種指導性的地位,反過來,后者作為物質外殼和實踐也必然會影響前者并生成新的黨內政治文化。其次,此定義指出了黨內政治文化的面向對象與指導范圍,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的一切政治活動及全體黨員的政治行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組織,由上至下可分為各級組織,其成員便是其黨員。黨內政治文化必然要在實踐中產生,而這個實踐就是各級組織的政治活動與全體黨員的政治行為。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指引下,黨內政治文化又反過來指導它們的政治活動和政治行為。最后,此定義指出了黨內政治文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包括思想信仰、價值理念、情感和原則四個方面的取向模式。從上面的概念梳理中可以看出來,中西方學者均認同政治文化是一種取向模式,而黨內政治文化又是政治文化外延。因此,本文認同并繼承這一共識,把黨內政治文化也定義為一種取向模式。另外,思想信仰、價值理念、情感和原則四個方面基本上可以涵蓋精神成果的總和。

    二、黨內政治文化的關聯問題

    “黨內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從它誕生之日起就不是孤立的。它是政黨政治體系中的一份子,與其他相關概念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為了更好地闡釋黨內政治文化,我們有必要引入第四個概念———黨內法規制度。

    (一)黨內法規制度、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態

    黨內法規制度特指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一系列規范和制約黨的各級組織及全體黨員的法規制度的總稱。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發布了一系列的黨內法規,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這些都屬于黨內法規制度。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最早是1929年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論述思想建黨的過程中提出來的,他指出,關于主觀主義“糾正的方法: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12]此時的黨內政治生活主要是指黨內組織生活,也就是教育和規訓黨員領導干部,而黨內組織生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正式采用“黨內政治生活”這一概念是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目前,黨內政治生活擁有更加廣泛的定義,特指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全部政治活動的總和,具體來講,即是黨的各級組織的一切政治活動及全體黨員的一切政治行為。黨內政治生態這一概念是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中提出來的,他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實際上,“黨內政治生態”這一概念是由“政治生態”演變而成的。郝宇青認為,政治生態是指政治主體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的生存和發展的狀態,主要指生存方式和政治習性。[13]吳燦新在此基礎上認為,黨內政治生態是指中國共產黨全部政治活動的狀態及其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并集中反映黨內政治文化狀態和黨內政治生活現狀。[14]筆者對他們的看法持肯定意見,但還應當意識到黨內政治生態是一個黨內政治環境系統,應當更多地從系統論的角度看待它,它不僅僅集中體現和反映黨內政治文化與黨內政治生活,更應當包括黨內法規制度等多種政治因子在內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

    (二)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及黨內政治生態的系統效應

    “系統”一詞最初常運用于自然界和物理界,后來逐步被運用于社會各領域。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當我們講到‘系統’,我們指的是‘整體’或‘統一體’”。[15]但是一個被稱為“系統”的東西并非只有“整體性”這一個特點。它或許還會有層次性、開放性、目的性、突變性、穩定性、自組織性、相似性等特點。用系統的觀點看待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及黨內政治生態三者,首先就要把這三者各自看成一個系統,作為獨立的個體。系統分大小,有其范圍界限。從前文所陳述的各個關聯問題的涵義來看,黨內政治生態的涵蓋面更寬泛,黨內政治生活次之,黨內政治文化的涵蓋面最窄。那么,這三個系統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關聯呢?可以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中找到其科學的劃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中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他把從政環境等同于政治生態,這就表明黨內政治生態是一個相當復雜而龐大的系統。接著,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以達到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目的,進而為全面從嚴治黨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礎。隨后,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我們要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1]44這里表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同時也是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關鍵。這就說明,“黨內政治生活”這一系統是“黨內政治生態”的核心子系統。另外,習近平總書記又鮮明地指出:“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1]181這短短的一句話表達了三種意思:第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這表明“黨內政治文化”這一系統又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核心子系統;第二,“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這表明“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態”三個系統,雖然各自獨立又逐個被包含,但符合系統的整體性特點,它們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第三,“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這表明“黨內政治文化”不是直接影響“黨內政治生態”的,它們之間隔著“黨內政治生活”,因而只能夠通過影響“黨內政治生活”而對“黨內政治生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符合系統的層次性特點。三者之間的聯系,可用圖1表示如圖1所示,A,B,C各自代表一個系統,分別為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態。因為A為B的核心子系統,所以A與B的圓心重合。又因為B為C的核心子系統,所以B與C的圓心重合。由此可得,A,B,C為三個同心圓。也就是說黨內政治文化是最核心、最關鍵的一環,發揮靈魂作用。事實上,黨內政治文化是由黨的各級組織及全體黨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的具體實踐中產生的,也可以說是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孕育了黨內政治文化。而黨內政治文化在經過規律化、系統化的提煉之后,又會反過來通過一定的介質(即黨內政治制度)來指導黨內政治生活。通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以達到不斷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目的。通過長時間不斷地凈化,就會形成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根據系統的穩定性特點,系統范圍越大,相對穩定性就越高。那么,在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氛圍之下,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以及優秀的黨內政治文化就不容易發生改變。在一層層的作用與反作用下,相互影響,從而體現系統的自組織性的特點,不斷相互優化。

    (三)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文化與黨內法規制度的循環作用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黨內政治生活中孕育了黨內政治文化。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黨的各級組織及全體黨員進行具體實踐誕生的集體智慧結晶。根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原理,黨內政治文化必然會反過來指導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文化首先會作用于其主體對象,指導黨的各級組織及全體黨員的一切政治活動及政治行為。對于黨員個人來說,黨內政治文化會直接指導黨員的個人政治行為,這種政治行為又是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黨內政治文化能夠直接影響黨員個人的部分黨內政治生活。如優秀的黨內政治文化能夠使黨員領導干部從堅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維護黨中央權威、嚴明黨的紀律、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制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等各方面來嚴格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然而,當黨員置身于黨的組織之中并參與到組織的政治活動中時,這種黨內政治文化的指導作用會更多地表現在制定黨內法規制度上,也就是說,黨內法規制度是黨內政治文化的物質外殼之一。因為在現代政黨政治中,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成為共識。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強調,要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然后,通過制定一系列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來嚴格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其中,《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頒布實施就是最明顯的例證之一。在嚴格規范的黨內政治生活中,也必然會孕育更加優秀的黨內政治文化。因此,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文化與黨內法規制度三者環環相扣、相互作用。這三者間的聯系(見圖2)從圖2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來,黨內政治生活孕育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文化反過來直接指導黨員個人的政治行為。黨內政治文化指導制定黨內法規制度,然后黨內政治制度嚴肅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也就是說黨內政治文化又通過黨內法規制度這一介質間接影響了黨內政治生活。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法規制度三者環環相扣、循環作用,缺一不可。一旦某個環節發生缺失,一般首先會表現在黨內政治生活方面,會出現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的主張陽奉陰違、脫離群眾等問題。因此,必須高度重視這三個環節,尤其是黨內政治文化。

    作者:李健行 單位:中共佛山市委黨校黨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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